“我们想给子孙后代和正在成长的孩子一个怎样的世界？”这是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祢受赞颂 — 论爱惜共同的家园》（Laudato si’. Sulla cura della casa comune，简称LS）的核心问题。这既非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也无关“技术性”层面，却将生态问题置于人类（关切）的核心。
教宗进一步阐述，“此问题不只与孤立的环境有关，因为不能从局部来看待问题。当我们问自己想给后世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时，首要的考量就是世界整体的走向、意义和价值。若我们没有从心底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不认为对生态的关注能带来重大成果”（LS 160）。直截了当地讲：本通谕并不完全从“生态”角度出发，因为它的内容并不限于外在现象—尽管也非常重要—例如气候变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愿祢受赞颂》是一份真正的社会通谕。
文告的结构、议题、主线和全球视角
教宗以整体、全球和开阔的视野立意，呈现一幅受造的“共同家园”之意境，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存环境，而非单纯供人取用的“对象”，这份匠心独运的构思胜过任何的局部、片面（视野）。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宇宙是一个充满“多种性和多样性”的乐园，其中万物息息相关，而且，由无形可见的关系纽带结合一起，“同呼吸、同命运”（参LS 16； 86； 89； 92； 138）。世界是一个关系网络。
因此，促使教宗撰写通谕的议题是有关生存的意义和我们在这片土地安身立命之方式：“我们生存于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此世上？我们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为何这片土地需要我们？”（LS 160）。从这个意义上，方济各汇集并重新抛出前几任教宗的提议，一个坚实的理由就是，教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致力于保护生态。“自然环境正受到无理的损毁，归根结底，此事的根源在于人类学的错误；遗憾的是，这错误广泛蔓延在我们的时代。人一旦发现自身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以双手创造新世界的能力，就会忘乎所以，忘记了这一切总是基于天主从起初赋予人的恩赐”，正如圣若望·保禄二世在1991年5月1日发布的通谕《百年》（Centesimus annus）所提到的。因此，问题不再是天主教徒是否应该从信仰的角度面对生态问题。真正的诉求应该是如何去做。这也是教宗方济各意在答复的问题。
“愿我主受赞美，因着我们的姐妹和大地母亲，她滋养、管理，并出产各种果实和色彩缤纷的花草”。这是亚西西圣方济各在《造物赞》（Cantico delle creature）中的祈祷。赞美诗的重音就是对全球视野的认可，并指明了需要保持的精神面貌。它提醒我们，地球“好比一位姊妹，我们和她共享命运；她好比一位张开双臂拥抱我们的美丽母亲”（LS 1）。我们本身亦出于“尘土”（参 创 2：7）。“我们的身体源出于大地的成分，大地的空气供我们呼吸，大地的水泉滋润我们，并让我们精神焕发”（LS 2）。圣方济各堪称整体生态学的基督徒见证，这整体的生态学维系人类之生存：“正如一个热恋中的人，每当圣方济各注视太阳、月亮和最微小的动物时，就会引吭歌咏，而且吸引万物同声咏赞”（LS 11）。
从赞美诗光耀的美景中，在该通谕这幅大画卷刚展开的时候，却听到大地母亲的呐喊，抗议我们给她造成的危害，她与穷人一道向我们的良心发问，并“激励我们敢于承认自己对受造界所犯的罪过”（LS 8）。教宗通过引用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些话也因此成为天主教会训导的组成部分：“为人类而言……破坏了天主创造工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人类破坏了地球的完整性，因着剥夺森林资源和破坏湿地导致气候改变；人类污染了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气：这全是罪”（LS 8）。宗主教的批评固然严厉、激昂，但其出发点也视世界为“共融的圣事，借着它，我们得以在一个全球性的愿景下与天主和近人共享（生命）。我们谦卑地相信，神人相会之所，就是天主创造的无缝华服最不起眼的细节里，甚至每况愈下到地球最微末的一粒尘埃”（LS 9）。
《愿祢受赞颂》的思路围绕“整体生态”的概念展开，并且在文告开始（参LS 15）以一种阅读指南的“地图”形式予以概述。首先，教宗“简略检视目前生态危机的几个面向，目的是运用现代最出色的科研成果，使我们深入主题，并为之后将具体探讨的伦理和灵修文本奠定基础”（LS 15）。这是文告的第一章。
从这个视角出发，教宗“从犹太基督信仰传统汲取一些原则，使我们对环境保护的承诺，更加前后一致”，这将是第二章的内容。
然后，在第三章中，教宗方济各尝试“探索导致现今境况的源头，不只是研究问题的征状，更希望能深入问题的成因”。如此一来，也能“提出一个生态学，从不同层面整合人在这个世界所处的特殊位置以及与周遭现实的关系”。
基于这种思考，在第五章中，教宗进一步“为更宽广的交谈和行动提出建议，其中涉及我们个人，而且也包括国际政策”。
在此基础上，教宗方济各在第六章中提供了“一些取材自基督教灵修宝库并深具启发性的人类发展指南”，因为他“深信每个改变都需要动机和教育途径”。
最后，通谕以两段祈祷作结：第一个可与其他宗教的信徒共融祈祷，第二个针对基督信徒，并由此呼应文告开篇的默观祈祷精神。
文告的每一章各以其特定方式展开一个主题，但从整体的行文脉络上有着贯彻始终的基本主线，这使得本通谕有着很强的统一性。教宗本人对这些主题进行了总结和介绍：“穷人和地球的脆弱性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世上万物彼此息息相关的信念、对来自科技的新范例和权力形式的批判、号召众人从其他途径寻求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知、受造物各有其价值、生态学的人性意义、坦率和真诚讨论的必要性、国际和本地政策的重大责任、丢弃文化及度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建议”（LS 16）。
如果说科学是聆听大地哀哭的优越工具，那么教宗方济各的方法论也坚定致力于广泛的对话。首先是团体幅度的对话。教宗参考了很多前任的训导以及梵蒂冈的其它文献（特别是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另外，就像在《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所发生的一样，其中还引用了来自各大洲的众多主教会议的立场。但是，对话也适用于普世教会和跨宗教之间。正因如此，除了巴尔多禄茂宗主教，教宗的对话也包括法国伟大的新教思想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参LS 85 ）和伊斯兰神秘作家阿里‧阿尔‧卡瓦斯（Ali al-Khawwas）（参LS233）。最后，我们还注意到教宗参考耶稣会思想家德日进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后者曾于1962年受到圣职办公室“警告”，但是，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本笃十六世在次要性的训导文献中都引用过德日进神父的思想（参LS 83）。
第一章：我们共同的家园正经历什么？
通谕的第一章通过陈列环境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以聆听受造界的呐喊。教宗认为需要“将世界承受的转为切身之痛，从而认识到每个人可能带来的贡献”（LS 19）。需要人亲眼见证并认出症结之所在。
污染及丢弃文化（LS 20-22）“我们的家园——地球，似乎变得愈来愈像一个无垠的垃圾场”（LS 21）。在这番语重心长的言辞背后，我们管窥到的是“丢弃文化”，对此，我们必须通过相应手段予以抵制，基于再利用和循环利用的生产模式，以及限制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然而，“对置身于悲惨境遇的兄弟姊妹无动于衷，这证明了人已对同类失去了那份责任意识，殊不知，这份责任意识恰恰是每个文明社会的基石” (LS 25)。令人惋惜的是，“朝向这个方面的进展依然任重道远”（LS 22）。
气候变化是“一个严重影响环境、社会、经济、资源分配及政治的全球性问题，这也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LS 25）。如果说“气候是一项公共福祉，属于所有人，为了所有人”（LS 23），那么，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则是最贫困的人。“不少拥有较多资源和经济或政治权力的人，似乎只着重掩盖问题或隐藏其症状”（LS 26）。
水的问题。教宗描述的情景是凄惨的：一方面，整个社群，特别是儿童，由于摄入非饮用水而生病和死亡，另一方面，工厂和城市的排污持续不断地造成含水层的污染。对于方济各来说，“取得安全、可饮用的水，这是基本、根本和普世人权，因为水是人赖以生存的媒介，为此，水（的保障）也成为人行使其它权利的先决条件”（LS 30）。剥夺穷人的用水意味着否认“根植于他们不可剥夺之尊严内的生存权利”（同上）。
宇宙中全球生物链的多样性正在消失。“因为所有受造物彼此息息相关，所以，每个物种的价值必须以爱和敬畏被体认，由于共同的‘被造’性质，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LS 42）。教宗的这个表述展示了别样的宇宙面容，规避一个狭隘的人类中心说，却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受造界内在相连、和谐的愿景。不同的物种不仅是可利用的“资源”，它们本身具有价值，而且，不以服务人为中心。但是，“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动植物消失，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些物种，我们的子孙也没机会见到它们，因为它们一去不复返。它们绝大部分消失的原因与人类的活动有关。由于我们自身的因素，数以千计的物种无法再藉它们的存在归光荣于天主，也无法再将它们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我们没有权这样做”（LS 33）。跨国际的经济利益团体通常会阻碍对宇宙和谐的保护（参LS 38）。
人类生活质量的恶化及社会的每况愈下。教宗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时所积累的城市经历一定极大地影响了他对大城市生活的认识，以及由于有毒废弃物排放而造成的都市生活质量的下降，当然也包括城市混乱、交通运输问题和视听方面的污染（参LS 44）。我们所认识的发展模式直接影响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已经证明“过去两个世纪的进步未必带来整体发展”（LS 46）。“很多城市不过外强中干，徒有一副庞大的身躯过度浪费能源和水资源”（LS 44），从健康角度，不适宜居住，另外与大自然的接触也很有限，除了少数特权人物享有私人绿化带（参LS 45）。
全球性的不公平现象。随着环境和社会的每况愈下，最大的受害者是地球上最弱小和边缘人士（参LS 48）。这些弱势群体绝非“附带性受害者”（LS 49）。大地的哀号同样也是穷人的呐喊（同上）。解决方案不是降低出生率，而是抵制针对世界少数群体的“极端和选择性的消费主义”（LS 50）。由此浮现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生活、生产及消费方式（参LS 59）。
第二章：信仰的光照
“看到”生态危机的症状后，教宗愿意从信仰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反省。因此，在通谕的第二章中，他重拾圣经的叙述，并提供一个来自犹太基督徒传统的宏观视野。他认为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牵涉到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也包括灵修和宗教因素。信仰提供的“高效动力就在于爱护大自然和照顾兄弟姊妹中最弱小者”（LS 64）。因此，对自然的责任是基督信仰的组成部分。
宇宙，是天主之爱的言说。在圣经中,“那创造寰宇的天主，也是同一位解放和拯救人的天主”（LS 73）。创世的叙述有助于我们反省人与其他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也帮助人认清蕴藏在每样受造物内的价值：“整个物质宇宙陈述天主的慈爱，和他对我们无止境的爱。土壤、水、山峦，都被天主爱抚过”（LS 84）。借用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话，“可以说：‘除了圣经本身所蕴含的启示外，白昼黑夜也彰显天主’”（LS 85）。天主取之不尽的财富在宇宙一体及互补的（受造）事实中得以表达，此二者也成为天主临在的场所，并邀请人钦崇天主。
世界和天主的相遇。对此，教宗并不泛泛而言。他明确指出，世界是我们与天主相遇的地方，祂在那里施展作为。教宗甚至根据依纳爵《神操》帮助我们将遇见天主的地方视为“地域默观之要素”：“人与天主的友谊史总发生在一个地域空间，这特定的地方也成为非常个性化的标记，而且，我们每个人将这些地点封存在记忆中，因为它提醒人天主曾如何爱了我们。从小在山里长大的人，或是自小游走在山溪、嬉水之人，或在家门外的空地玩耍之人，若是故地重游，马上就勾起他们重拾自我的情怀”（LS 84）。
罪打破了受造物一体性的和谐。根据圣经的叙述，人的生存取决于三个紧密交织的基本关系：与天主的关系、与近人的关系，以及与大地的关系。“按圣经的记载，这三个生死攸关的关系已经从内而外地破裂。这破裂就是我们的罪”（LS 66）。
受造物是天主托付人照管的恩赐，而非宣示主权的战利品。教宗批评一种现象，“基督徒有时会错误地诠释圣经”（LS 67），如此一来，人被描述为绝对的主宰，世界的独裁统治者。今天，“我们必须极力排斥类似的思想，人既然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的，并被赋予管理大地的权利，于是便自诩为其它受造物的绝对主宰”（LS 67）。“我们不是天主。人出于地，而大地被赐予人”，人类有责任“‘耕种及看守’世界的乐园（参 创：2，15）”（同上）。
受造物不是侵占的对象，而且，受造物“只能被视为一份恩赐，源自向众生张开双手的父”（LS 76）。（受造物的提升）“从天主手中的化工转而被提升为‘天主充满爱意的慈悲。’”（LS 77）“宇宙的出现不是全能者的任意妄为、能力的炫耀或自我宣示。受造界属于爱的秩序”（LS 77）。在复活的基督内，受造界迈向天主的圆满（参LS 83）。在这个普世万物的共融中，具有智慧及个性尊严的人代表的是“一项新颖，这无法用其它开放系统的演进予以诠释”（LS 81）。一方面人受命照顾受造物，这是他的责任，另一方面，人的自由也成为一项奥迹，既可以促进受造物的发展，也可能导致它的退化。
一切受造物共同迈向天主。“其它受造物的终极目的不是人。反之，受造物与我们一起，并通过我们迈向共同的目的地──天主”（LS 83）。这番话有着一个颠覆我们观念的逆转。宇宙不再被视为指向人或为人服务，相反，人置身于所有受造物构建的一总的关系网。实际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人不仅具有自身独有的价值，还有着重大责任去“保护脆弱的大地”（LS 90）。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任何受造物的每一件虐待行为都是“‘不合乎人性尊严的’”（LS 92）。如果内心欠缺“人之为人的温柔、怜悯和关怀”（LS 91），那么对生态的承诺将是不完整的、意识化和精神分裂的。需要一份宇宙万物和谐共融的意识：“因着被天父创造的事实，宇宙的一切存有因着无形的纽带而形成一体，组成一个宇宙大家庭”，这促使“我们彼此要有神圣的、友爱的和谦卑的尊重”（LS 89）。
圣经所蕴含的这种社会（社群）价值观也是显而易见的：“地球本质上是一份公共遗产，其成果理应惠及所有人”，凡是拥有一部分财物的人都蒙召按照“社会抵押”的方式来取用财物，这一标准也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LS 93）。
整个受造物的命运都在基督奥迹中逾越。教宗以基督教启示的核心资讯结束了本章内容：“尘世的耶稣”带着“他与世界非常之具体和爱的关系”获得“复活和光荣，这位复活的基督以普世的统治权临于所有受造物”（LS 100）。祂“生活在与受造物圆满的和谐中”（LS 98）。所以，整个受造界的命运“都在基督的奥迹中逾越，这位基督从起初就已存在”（LS 99），而且，在今世的终结时，祂将把一切都交于父。“因此，这世界的受造物不再以单纯的自然属性示人，因为复活的主奥迹性地包容万物，并将一切受造物导向圆满的结局”（LS 100）。令人感动的地方是，教宗方济各着重强调了天主的父性奥迹，这奥迹就体现在祂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中。耶稣本人也邀请人“去体会天主对一切受造物所怀的父性情愫”（LS 96）。因此，“天主无限的威能总不会令我们逃离祂父爱的温柔，因为在祂内的慈爱和力量相合”（LS 73）。
第三章：生态危机的根源
通谕第三章对现状进行了分析，其目的不只是收集症状—第一章已分门别类—，更通过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对话，进一步探索更深层次的诱因。反思的两个核心首先是技术官僚范式的全球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参LS 102-114），然后是现代人类中心说的后果，例如实践的相对主义、就业危机以及生物创新带来的挑战（参LS 115‐136）。
科技与权力。教宗承认并赞赏科技进步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怀着感恩之心肯定了科技对生活条件带来的改善（参LS 102-103）。教宗方济各说，科技可以制造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工具（家用器材、交通工具、桥梁、基建、公共场所等等），但是，科技“也可产生美，让人沉浸于物质的世界，并在美的领域实现‘飞跃’。谁可否认飞机或摩天大厦之美？”（LS 103）
教宗肯定了科技对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科技赋予“那些拥有知识的人，特别是有经济权势的人一份可怕的统治权威，即，主宰全世界和整个人类”（LS 104）。以技术官僚为主宰的思想观念将所有真实的存在当作可无限操纵的对象。这是一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退化论。科技不是中性的，它做出“与人们想要的进步社会的生活类型相关的抉择”（LS 107）。官僚技术的范式也主导经济和政治；特别是，“经济假设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以利润为指标”（LS 109）。但是仅凭市场本身“不能保证人类整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包容性”（同上）。仅仅依靠科技来解决所有问题意味着“隐藏了世界体系中真正的和最深层的问题”（LS 111），因为“科学和科技的进步并不等同于人类和历史的向前迈进”（LS 113）。为能恢复到价值层面需要一个“文化的革命”（LS 114）。至于人性层面，则需要“足够坚实的伦理、文化和灵修”（LS 105）。
现代人类中心论的后果。借着继续追寻造成危机的原因，教宗认识到现代社会过分的人类中心论（参LS 116）：人类不再承认自己相对于世界所处的正确位置，却采取了以自我为参照的立场，完全以自我及其权利为中心。从而忘记了自己作为“负责任的管理者”的角色（同上）。离经叛道的人类中心论造成的症状是“只要不触及自己的切身利益，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LS 122），其结果是环境退化和社会的恶化，“当文化本身是堕落的，客观真理及普世适用的原则不再被承认，法律只会被视为任意的强加和应避免的障碍”（LS 123）。对这种过度的人类中心论进行矫正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LS 119）和对每一个生命的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参LS 120）。
必须遏制丢弃文化的泛滥及其“用完即弃”的逻辑，这种逻辑为任何类型的人或环境的功利主义关系辩护。正是这种丢弃的逻辑导致对儿童的剥削，对老人的抛弃，将他人沦为奴隶，高估市场自身调节力，进行人口贩卖，濒危动物皮革的贸易和“血钻石”的交易（LS 123）。许多黑社会犯罪集团，器官贩子和毒品走私者以及因为孩子的出生与自己的计划不相符而遗弃新生婴儿的父母都秉着同一逻辑（同上）。
在整体生态学中，每个人都必须有就业机会，因为工作“是人在世界上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是人性成长、发展和个体实现自我的途径”（LS 128）。教宗呼吁捍卫这个权益，因为工作可以避免丢弃文化。他补充说，为了使每个人都能真正地从经济自由中受益，“有时必须对那些拥有庞大资源和财力的人加以限制”（LS 129）。
当今世界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以试验为出发点的生物创新。其中主要的例证是转基因生物的问题。尽管“在某些地区，基因改造带来了经济增长，由此解决了某些问题，但仍然有一些重大隐患不能被最小化”（LS 134），首先就是“可耕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LS 134）。教宗方济各特别关注小型生产者和乡村农民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网络系统。因此，“需要进行广泛的、负责任的科学和社会方面的讨论，以便能将一切有用的信息都纳入考虑范畴，也能就事论事”（LS 135）。
第四章：“整体生态学”的提议
通谕第四章包含提议的核心：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正义范式，“既囊括人在这个世界占据的独特位置，又整合人与周遭现实的关系”（LS 15）。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教宗方济各的愿景是全球性的、整体的：“大自然不应被视为与我们无关，或只是我们生活的装饰”（LS 139）。这是人类学问题，但不是人类中心论。教宗明辨环境问题与社会和人类问题之间的紧密联系，三者不应受到切割：“现今，对环境问题的分析，不能与对人、家庭，工作，城市背景的分析切割，也不能与个人如何自视自处的关系切割”（LS 141）；因此，“基本的问题，是考虑到大自然体系本身及其与社会体系的交互影响而寻求整体的解决方案。不存在两个分别开来的危机：环境和社会，而是一个同时包括两者的复合式危机：社会-环境”（LS 139）。
为此，教宗方济各提议考虑一个复合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态学（LS 138-142）以及在公共福祉（LS 156-158）和代际正义原则（LS 159-162）之上的文化生态学（LS 143-146）和日常生活生态学（LS 147-155）。
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态学。教宗方济各提供的是一个宏观和统一的视野，其中所有都互为关联，在这个被还原的宇宙意象中，时间、空间、地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成分形成了一个让人无限遐想的关系网：“在这个由彼此相通的开放系统组成的宇宙中，我们可辨识出无数的关系和互动模式”（LS 79）。
即便是研究也不能是碎片化的、分散的：知识必须进入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能够考虑到“生态系统之间以及社会参照的各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LS 141），并且涉及制度层面，因为“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必定会影响到人类生活的质量和环境”（LS 142）。
文化生态学。如果我们考虑到生态危机的复杂性及其成因，那么必须“求助于各民族的不同文化财富、艺术和诗词、内在生命和灵修”（LS 63）。生态学实际上“亦要求保护人类文化宝库”（LS 143），其多样性和更广博的含义。“有必要站在文化和人民的权利角度，以便了解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是如何以文化背景的历史进程为前提，而且，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也要求当地的社会人士从自身文化出发持续地扮演主角”（ LS 144）。
日常生活的生态学。生态问题不仅关乎大系统，也是一个日常生活的问题。通谕中有专门保留的部分特别关注城市环境，教宗将出生和生活的课题与城市环境密切相关。在这个背景下，“巨型建筑物和公寓住宅区正好反映全球化科技的精神，其间不断涌进的新产品与极度的乏味混杂一起”（LS 113）。然而人类具有很大的适应力，并且向往美与和谐。教宗感叹和敬佩“个人和社群展现出的创造力和包容力，他们有能力推翻环境的限制，借着改善周遭不利的因素，学习在混乱及不稳定中求生”（LS 148）。教宗方济各还指出，有些地方“虽然建筑物的外墙破败不堪，但生活其中的人们仍怀着极大的自尊打理自己的居所，或是，因着左邻右舍的友善和情谊而生活惬意”（同上）。人情味、人性的温暖和社区意识可以使任何地方摆脱地狱的景象，转为一个适于人居的生活环境。但是，尽管如此，真正的发展必须以人类生活质量的整体改善为前提：公共区域、家居、交通等（参LS 150-154）。
公共福祉原则和代际正义原则。二者是教宗提议的参考指标。的确，整体生态学“与公共福祉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LS 156）。致力于公共福祉不仅意味着以“优先关爱最贫穷的人”（LS 158）为基础做出共识性的选择，同时也要考虑到子孙后代：“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就不可能排除代际之间的精诚团结”（LS 159）。
第五章：如何行动？对话的重要性
《愿祢受赞颂》第五章提出了有关行动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仅仅停留在分析上是不够的，所提出的建议必须“涉及我们每个人和国际政策的对话和行动”（LS 15），从而“帮助人逃出正将我们卷入自我毁灭的漩涡”（LS 163）。意识形态的建议毫无用处。教宗十分清楚，“有些关乎环境议题的讨论是不容易达成共识的”（LS 188）。另外，“教会并不妄自菲薄地想要界定科学上的问题或取代政治，却邀请进行坦诚和透明的讨论，为的是公共福祉不会因特殊需求或意识形态而受损”（同上）。因此，对话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行动的柱石。但是这个对话包括哪些内容呢？该通谕至少列出了五个方面的讨论：国际政治环境的对话（LS 164-175）；为制定新的国家和地方政策进行对话（LS 176-181）;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和透明度（LS 182-188）;政治和经济为人的成全而对话（LS 189-198）;宗教与科学的对话（LS 199-201）。在这些议题上，通谕既直言不讳，也不隐而不发。
关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对话。教宗写道：“国际间的互相依赖迫使我们构想一个世界要有一共同计划”，提出的解决方案应确保“是全球性的，而非纯粹为保障少数国家的利益”（LS 164）。通谕不回避对最近的国际动态予以严厉批评：“最近几年来有关环境的世界峰会未能达到预期，因为欠缺政治决心，所以在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上未能达成真正有意义和有效力的协议”（ LS 166）。文告坚定地提出：“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维持这样一种权力，在紧急和需要（权力介入）时，人们只会记得它无能为力？”（LS 57）。因此需要的是有效的全球管控形式和工具（参LS 175）：“我们需要就所有所谓的全球公共福祉的治理机制达成共识”（LS 174）。
为制定新的国家和地方政策进行对话。教宗直接指出一个政治痛点：“为响应选举的效益，政府不敢轻易采取可能影响消费水平或使外来投资面临风险的措施，为避免引起公愤。短视的权力建设阻碍了将具远见的环境议题纳入政府的公共记事日程”（LS 178）。在地方层面，有必要推广对本土“更大的责任感、更强的团体意识、一项特殊的关怀能力和更慷慨的创造灵感”（LS 179）。因此，社会也“透过非政府组织和中介团体的协调，必须向政府施压，要求制订更严格的规章、程序和监管措施”（同上）。公民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
决策过程中的对话和透明度。有必要鼓励发展公正和透明的决策程序，以“分辩”哪些政策和商业计划能够带来“真正有利于整体的发展”（LS 185）。特别是，有关环境影响的研究新项目“需要能自由交流意见及具透明度的政治协商过程。另一方面，若有利益输送或隐瞒计划中对环境（不利）的实质影响的贪腐行为，通常会导致似是而非的协议书，从而逃避告知的义务和深入的研究讨论”（LS 182）。教宗写道，在任何商业倡议的讨论中，都必须提出明确的问题，以便能够识别它是否会带来真正的整体发展：“目的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何地？何时？如何？负责人是谁？风险是什么？成本是什么？谁支付和如何支付？”（LS 185）
政治和经济为人的成全而对话。“环境是市场机制无法充分保护和促成的资产之一”（LS 190）。因此，必须发展“更重视伦理原则的新经济系统”，“并实施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新规”（LS 189）。更深入地：必须“重新定义何谓‘进步’”（LS 194），将其与改善人们的真实生活质量联系起来。同时，“没有政治的经济并不具正当性”（LS 196），这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整体发展形式。
宗教与科学的对话。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清楚，科学本身不足以解释人类生命，并提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也只会是无效，如果“忘记使人和平共处、乐于牺牲及善待他人的这些伟大的生存动机”（LS 200）。在这个层面上，宗教便显示出其重要性，正如宗教之间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对话都非常重要。教宗写道，应进行“跨宗教的交谈，以保护大自然、守护穷人，建立彼此尊重和兄弟手足的关系网”（LS 201），同时跨科学之间的对话亦有助于克服各学科的孤立。
教宗总结说，“生态危机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大家关注公共福祉，在交谈之路上不断迈进，这需要具备忍耐、克苦和慷慨，永远谨记‘现实胜过想法。’”（同上）
第六章：生态教育与皈依
教宗方济各通谕的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的核心是“生态皈依”。文化危机的肇因总是从内里发作，为此，重塑习惯和行为并非易事。教育和培养仍然是主要挑战：“每一个改变都需要动机和一段受教的旅程”（LS 15），这也涉及“学校、家庭、媒体、教理讲授”（LS 213）。
教宗写道：“很多事情需要重新调整方向，但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人类。因为人缺乏对共同的起源、互相的归属及共创的未来意识。这项基本的认知能发展出崭新的信念、新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也带来巨大的文化、精神和教育层面的挑战，这条重生之路依然任重道远”（LS 202）。
因此，在本章中，教宗语重心长的话包含了：鼓励人全神贯注于新的生活方式的决心（LS 203-208），培育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盟（LS 209-215）。在阐述了“生态皈依”的内涵之后（LS 216-221），他进一步论述了这种皈依带来的喜乐与平安（LS 222-227），以及公民与政治的爱心（LS 228-232）。由此展现出一份富饶和具有深刻启发性的神学反省：圣事标记与礼仪庆典的休憩（LS 233-237），圣三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LS 238-240），最后以天地之元后玛利亚（LS 241-242）作结，引人默观“比太阳更光辉”的永恒生命（LS 243-246）。
全神贯注于新的生活方式。即使存在着实用的相对论和消费文化，“但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堕落的，人甚至能作出极致卑劣的事，当然，人也能超越自我，重新择善固执和重生，这远超外力所能施加的任何社会和心理障碍”（LS 205）。另外，“若我们能克服个人主义，便能真正产生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一项与社会相关的改变”（LS 208）。
培育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盟。环境教育的途径可以影响日常行为方式及生活习惯，比如节约用水、垃圾分类、关掉多余的电灯等（参LS 211）。“整体的生态学也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简单的小举动交织而成，在这些小事上我们粉碎暴力、剥削和自私的逻辑”（LS 230）。内在的心动促成外在的改变：“生态皈依给我们的改变注入更大的创意和热忱”（LS 220）。
生态皈依。通谕的标题明显反映了它对方济会精神的参照。教宗重申“基督教灵修的伟大富藏是两千年来个人及团体经验的结晶，对人类更新的努力，可作出珍贵的贡献”（LS 216）。基督信仰和灵修为培育关爱世界的心火提供强大的动力，而且，“若没有可启发人心的神秘动力，仅凭教义是无法成就大事的”（同上）。因此，“生态危机是一个号召，叫人有内心的深度悔改”（LS 217），它需要一个真正的生态皈依，生态皈依“意味着，放手让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所有成果都出现在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中。活出人是天主化工的保护者的使命，这是圣德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是供人选择的项目，甚至不是基督徒经验的次要层面”（同上）。
这种皈依“对生活质量提出另一种新解，并且鼓励活出先知性和默观式的生活方式，为使人能尽情享受（生命）而不沉迷于消费的偏执”（LS 222）。另一方面，如果不能达到内心的平静，那么没有人能在快乐清醒中成熟：“人内心的平安与关注生态和公共福祉密切关联，因为，真正的生活（状态），可以从平衡的生活方式中管窥一斑，这种平衡的生活方式与引人进入生命深度的敬畏密不可分”（LS 225）。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简单的小举动交织而成，在这些小事上我们粉碎暴力、剥削和自私的逻辑”（LS 230）。
教宗呼吁“四海之内皆兄弟”（LS 228），这导致用“爱的文明”（LS 231）干预社会动态。即使是相互照顾的微小行为也具有文明和政治价值。有趣的是，教宗方济各引述里修圣女小德兰的例子，她“邀请我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踏上爱的途径——不要错过一句良言、一个微笑，以及任何一个能撒播平安和友善的小举动。整体的生态学也是由日常生活中众多小举动交织而成”（LS 230）。此外，教宗还提及诺齐亚的圣本笃（LS 126）和圣嘉禄·富高神父（LS 125），然后自然还有亚西西的方济各。
圣事标记与礼仪庆典的休憩。我们不仅在内心与天主相遇，而且在圣事中与天主相遇。圣事以特有的方式展示了自然（本性）如何被天主提升。基督宗教并不排斥物体和肉体，而是圆满地物尽其值：“借着对天主的崇拜，我们获邀在不同境界中拥抱世界。水、油、火、色彩都被赋予了应有的象征力量，都纳入赞颂的行动中”（LS 235）。尤其感恩圣祭“是天主圣化受造物的最高峰”（LS 236）。通谕中最富有浓郁灵修色彩的篇幅正是关于感恩圣祭。字里行间的语调引入联想到德日进神父，以及他《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教宗方济各写道：“在降生成人奥迹的高峰，上主选择了要借着薄片的物质来进入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并非从上而来的意向，而是由内而发，为的是我们能在自己的领地与祂邂逅。一切的满全都已在感恩圣祭中达成；感恩圣祭是宇宙生命的中心，满溢着爱和永不止息生命的泉源。偕同临在于感恩圣祭中降生成人的圣子，整个宇宙都在赞颂天主”（LS 236）。他继续说：“感恩圣祭联结天与地，拥抱和贯穿一切受造物。出自天主创造之手的世界，会在欢跃的赞颂朝拜中回归天主”（同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关注生态环境时，感恩圣祭也是光照和动力之源，并导引我们成为受造界的管理者”（同上）。
比太阳更光辉。从圣体圣事开始，教宗方济各的话题逐渐引人向上，他的语调令人联想起但丁，并且也在文中对其进行了直接引用（参LS 77）。面对圣三，教宗确认人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享有“那天主圣三的动力，即早已于受造时铭刻在他们内的动力。万物的互有关连，这邀请我们在全球性精诚团结的灵修精神上达至成熟，这灵修原是涌自天主圣三的奥秘”（LS 240）。
正是在受造界的母亲和元后，玛利亚，她光荣的身体中，“受造界的一部分，如今偕同复活的基督已达至圆满的美善”（LS 241）。在她身边，若瑟在福音中以义人和劳工的身份出现，充满了那些真正坚强者所具有的温柔。“他也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关怀受造物；启发我们怀着慷慨和温柔的心为天主托付给我们的世界出力工作”（LS 242）。玛利亚和若瑟可以教导我们，激励我们保护天主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
在末世论的视野下，最终我们会与无限美善的天主面对面：“永生将是一份被分享出来的神妙，其中，每一个受到光照而焕然一新的受造物都将各归其位，并与最终获得释放的穷人分享所有”（LS 243 ）。
在自定义为“悲喜交集”的反省最后，教宗推出两篇祈祷经文。第一篇可供所有相信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主天主的信仰人士分享。第二篇是使基督徒“知道如何承担耶稣基督藉福音向我们提出对受造界的承诺”（LS 246）。通谕以这样的形式结束：“上主，求祢以大能和真光触动我们，为使我们守护一切的生命，并为迎接祢正义、和平、仁爱与美丽国度的来临，准备更美好的未来。愿祢受赞颂！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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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以通谕的形式，在其前任教宗们的呼吁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声音，就受造界 – 我们共同的家园这个问题提出问题和论述。我们相信，许多人因着接受信仰和事效性抉择层面的挑战，都会被教宗方济各这样的世界领袖深深鼓舞，因为他有勇气呼吁每个人走向一个更可持续的和更具包容性的未来。
新通谕发行的时机意义非凡。2015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和内容丰富的一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发展融资大会；联合国大会必须商定到2030年的一套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将制定各国政府就减缓或至少减少全球变暖的计划和承诺。通谕表明，关注人类生态和环境是信仰层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在今天它是为构建社会生活和人类得救而存在。本通谕实际上也是教会社会训导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时机已经成熟到了发布一个完全以生态为主题的教会社会训导的通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