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与中国的关系史

经由费德里克隆巴尔迪 (Federico Lombardi S.I.)
2020年2月29日

圣座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自十九世纪至今经历曲折：从鸦片战争到法国获得在中国的保教权，从悲惨的的义和团运动到外交关系，从毛泽东的掌权到新政权的改革，直到目前为止的对话。我们可将这些错综复杂的经历简要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西方帝国主义和法国保护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42）之后，在中国帝国软弱不堪及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政治、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背景下，法国通过分别于1844年和1856年签订的《黄埔条约》获得天主教会委派的保教权，负责对不仅涉及外国天主教徒也包括本土信友的事务。

这种天主教徒与法国的关系以及其他基督教教派与类似强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国社会将基督宗教认作外国宗教的观念，并形成了一种对基督徒的仇外情绪，直至义和团起义悲剧性地爆发。

圣座方面意识到组建本土神职人员的必要¹，因此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1886年，教宗列奥十三世治间基于中方提出的倡议曾试图与其建立“友好关系”，但最终未曾派遣特使。这不仅出于法国政府的反对，也因为由此对法国天主教徒支持传教活动会产生负作用的担忧。由此可见，法国保教权对教会具有约束力的问题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

在1900-1901期间，仇外的义和团起义爆发。惨遭杀害的天主教徒约计30,000名。这在一方面证明鉴于当时中国政府的不可靠性，护教是必要的; 但从另一方面，西方保教权使许多中国人对宗教不欢迎²。

1912年帝国结束，中华民国建立了。

天主教使命的新愿景：本笃十五世和庇护十一世

对于殖民时期的传教活动以及如何解脱教会所遭受的制约，教宗本笃十五世（1914-22）非常重视并且极具远见。在这种观点下中国頗占决定性地位。基督宗教必须不再被继续视为外国宗教。

北京重新提出与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罗马积极响应，并倾向于确认与非基督教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权益，但法国却对北京进行施压，以致中梵关系的开端被迫推延。法国施压北京而非圣座是因为法梵之间当时正处于外交关系中断时期，两方于1921年方重新复交。

本笃十五世于1919年11月30日发布了著名的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它被认为是布道改革新里程的大宪章，中国经验亦为其主要著述依据。

庇护十一世坚定地沿着其前任的路线继续前进。 1922年，他提名并派遣蒙席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 作为第一位中国使徒代表。他摆脱所有的欧洲护教权，于1924年举行了著名的上海主教会议并筹备了首次六位中国主教的任命。庇护十一世于1926年10月28日基督普世君王节在罗马亲自为他们举行受任仪式，以明确表示在中国建立一个本土教会的意愿。刚恒毅蒙席也曾分别于1926年、1929年和1933年（他回罗马的那一年）多次尝试建立外交关系，但都以图劳无功告终。他后来在1935年至1952年担任传信部秘书长。文化融合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代表性的巨大进步，并使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对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处境产生了很大负作用的“中国礼仪之争”得以正式告终³。继科斯坦提尼之后蒙席马里奥.扎宁（Mario Zanin）被受遣为使徒代表。

庇护十一世关于传教和中国话题值得我们注意的主要文告包括1926年2月28日发布的通谕《圣教会以往的成绩》(Rerum Ecclessia) 和1926年6月15日发布的致中国教区宗座代牧主教及监牧的牧函《吾即位伊始》(Ab ipsis Pontificatus primordiis)。

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

随着日本的入侵，共产党的崛起以及内部冲突，中国的政治局势在这段时期极为动荡。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爆发了。与此同时，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中国教会及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仍然遵循同样的路线。 1942年，“不平等条约” 最终被废除，法国护教权也随之而去。同年，中国与圣座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194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第一个枢机会议中，圣言会士托马斯.田耕莘（Thomas Tien Ken-sin）被任命为第一个中国枢机主教。同年，教区制度也在中国建立，其结构至今仍在“教宗年鉴” 中有所记载（20个总主教区，85个主教区，34个宗座监牧区）⁴。

1946年，蒙席黎培里（Antonio Riberi）被任命代理大使派驻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1949年新政权接任时，他没有与前任政府一起移居台湾，而是留在大陆并邀请其他外国传教士一同留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与天主教会的冲突

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共产党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月1日，罗马宗教法庭对共产主义发出谴责：虽然是主要针对欧洲局势，但这个谴责具有普遍性，体现了教会对新政权意识形态的立场。在新共和国早期，中国的发展局势亦非常复杂，经历了朝鲜战争，土地改革，五年计划等等。

关于宗教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通过1950年11月30日的《广元宣言》发动的三大自立的革新运动，倡议自治、自养、自传。这个主张仅在基督新教徒中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天主教徒中却没有。 1951年1月，宗教事务处成立。

1951年9月5日，代理大使黎培里在一个对他发起强烈反对的新闻宣传活动之后被驱逐出境。此后，所有外国天主教传教士于1951年至1954年之间亦被一一驱逐。

庇护十二世于1952年以宗座牧函《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回应了“三自”运动。天主教会在此以失败告终。同时，一场新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和宗教运动开始了。 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该宪法正式宣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1954年庇护十二世以通谕《致中国人民》（Ad Sinarum gentem）谴责以任何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与前一封牧函相比，这件通谕是一个更明确、更清晰的谴责。

1955年，上海主教龚品梅（Ignazio Gong Pinmei）和许多其他神职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其他天主教徒则同意进入并参与政治生活。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发起了“百花齐放” 运动，以改善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被拘捕的天主教徒得到解放，政治气候得到了短暂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在1957年底和1958年初期间，主教任命首次在未经教宗授权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官方教会”亦由此起源。截止于1958年10月，20多位主教以这种方式受到祝圣。

庇护十二世1958年的通谕《致中国人民》满足了中国天主教徒的爱国主义要求，但拒绝爱国会的存在，关于未经教会授权而进行的祝圣，他宣布虽然非法，但可以生效。

若望二十三世于他在任教宗早期谈到中国情况时曾在枢机会议上对之冠以“教派分裂”之名（1958年12月15日，1959年1月12日，1959年5月17日），但他的态度后来发生了变化。从1958年底到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更深入的反思，教宗认为由于中国神职人员没有任何分裂的意愿， “教派分裂”的定论于是无从可谈。

1959年至1960年的中国背景非常复杂：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以失败告终; 毛泽东被迫放弃国家主席职位; 西藏地区发生动乱; 所有俄罗斯技术人员因中苏关系破裂撤离返国; 反美政治路线愈加突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主教龚品梅被公开审判并判终身监禁。唯一留在中国的外国主教美籍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也于1958年被捕。

1962年1月，爱国会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坚持要求一个完全独立于罗马的教会。

约翰二十三世本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教出席大公会议，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随后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期间，60位主教从中国大陆流亡，其中49位是外国人。

文化大革命以及对所有宗教活动的禁止

保罗六世（1963-78）教宗的就位期在很大程度上与悲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台湾中华民国的时间相吻合。保罗六世却决定保留对台湾的承认。 1970年，在他的亚洲和大洋洲之旅中，保罗六世对香港进行了访问。他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涉足中国大陆的教宗。

1966年，毛泽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禁止所有宗教活动、关闭所有礼拜场所和禁止所有宗教事宜。爱国会的参与者也受到严重打击。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随之 “四人帮”被逮捕并审判，文化大革命就此结束。

约翰保罗二世在任期间重新努力构建新关系

1978年约翰保罗二世教宗任期的开始恰逢邓小平的继任及其改革。

1979年，开放的迹象在宗教领域逐渐出现。 1980年，一些教堂在不同的城市重新开放。宗教事务办公室和五个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宗教爱国协会也重新修复。天主教爱国会举行的第三次代表会议又创建了一个“中国主教学院”，但它从未得到罗马的承认。在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遭受拘禁的主教和神父获得释放。

1981年2月18日，约翰保罗二世在马尼拉进行使徒之旅时向所有中国天主教徒致敬。但是在6月份，中方指责梵蒂冈对广东省大主教邓以明的任命为干涉行为。保定主教在没有请示教廷的情况下任命了三位主教。1981年12月12日，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阿格内罗·罗西主教（Agnelo Rossi）宣布如有必要，中国主教在没有事先与罗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可任命其他主教并属“合法并忠于罗马教廷”。这种特权过去已曾在欧洲被授予其他共产主义政权国家，但随后遭到滥用并由此导致了“秘密”、“官方”与“爱国”三种教会之间的矛盾形成激化。

1982年，共产党的第十二届大会发布了著名的《十九号文件》，该文件有关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新教和天主教五个官方认可宗教的控制。新宪法第36条规定，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尽管如此，1982年当年各种教会活动得以复生。被任命为上海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金鲁贤（Aloysius Jin Luxian），在长达三十年教会没有培训设施的情况下，被允许重创佘山修院。截至八十年代末，将有约200名新司铎被祝圣。一些被没收的资产被退还，修女修道院逐渐得到开放，慈善和培训活动也得以开展。

其他国家的主教团及天主教机构与中国教会的联系也逐倍增加。但是，由于与爱国会及其信徒的关系有些模糊和紧张，1988年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约瑟夫·汤姆科（Josef Tomko）向西方主教团发送了一些关于“地下”和“爱国”会之间关系的“八点”指示。该文告随后引起很大争论。同年，中国政府传言即将与梵蒂冈联系并建立外交关系，但实际上它继续旨在消除“秘密教会”。

自1989年以后，随着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和欧洲共产主义的危机，中国对约翰保罗二世质疑。教宗与此同时任命了自1988年被允许在美国就医的龚品梅为红衣主教。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政府仍继续采取宗教控制政策的传统路线。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爱国”主教在新形势下通过保密渠道要求并获得了罗马的承认。因此，教会可能“分裂”之说以此告终。 2007年1月，梵蒂冈在其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闭幕后发布的新闻公报中确认“几乎所有的主教和神父都得到了罗马的认可”。这表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教会中出现了一些出色的牧师，他们既享有政府的认可，同时也得到罗马的承认，例如前面提到的上海主教金鲁贤。

2000年，罗马教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进行的不被教宗认可的主教任命，以及10月1日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当天罗马教廷追封120名在义和团起义中殉难的中国天主教信徒为圣人。约翰保罗二世曾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他在额我略大学2001年10月24日举行的以利玛窦为主题的会议上发表的咨文尤其产生了极大反响。文中教宗向中国、中国人民及其当局伸出友谊与尊重之手，并以非常强烈的表达方式承认了“过去的错误和局限”：“对所有这一切，我向那些因为这些形式的基督徒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心理伤害的人请求宽恕和理解”。教宗也明确表示他希望能“很快看到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具体的沟通与合作途径”。

2005年，一项新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但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北京外交部在约翰保罗二世去世之际对其表示哀悼以及随后双方重新恢复的直接交往。

宗座本笃十六世：教宗的信

虽然双方互往，但新的紧张局势又出现了。2006年， “非法”任命反复出现，圣座对此表示反对。双方关系再次冷却下来。

2007年5月27日，一封重要的《圣父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主教会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教友的信》(Lettera del Santo Padre Benedetto XVI ai Vescovi, ai presbiteri, alle persone consacrate e ai fedeli laici della Chiesa cattolica n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发表了，其中贯满了关于牧灵的指示。教宗坚持教会的统一，废除所有特殊权力（诸如主教的“非官方”任命），并希望与政府当局开展对话。

2008年5月7日，在梵蒂冈的保罗六世大厅，北京中国爱乐乐团与上海歌剧团合唱团为本笃十六世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是所谓“文化外交”的一个重要时刻，它还包括其他活动，例如在梵蒂冈和中国举行的历史和艺术展览以及有科学家或专家参加的科学或文化会议。

然而，虽然主教任命在罗马认可的情况下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在2010年至2011年之间发生的一些非法任命却造成圣座最终做出明确抗议（2011年7月16日）。

宗座方济各重新恢复交往

自继任伊始，教宗方济各便一再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热切关怀，并为构建一个新的更加轻松的氛围作出贡献，以便促成圣座与中国当局有效地恢复对话。这种新气候的明显迹象包括2014年5月14日和18日教宗在对韩国进行使徒访问中其专机被准许飞越中国上空，并且他也向中国国家主席发出致意。同样重要的是，教宗方济各在2016年2月2日接受“亚洲时报”的访谈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赞赏。
近年来，随着互往的不断增加，沟通渠道也显得更加稳定和有效。对宗座方济各的外访及其所发表的声明，中国新闻机构和外交部都陆续发表了缓和的评论。

在2018年9月26日发布的教宗《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和普世教会文告》(ai Cattolici cinesi e alla Chiesa universale)中，宗座本人以其最权威的声音，承担着所有责任，阐释了2018年9月22日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于北京签署的协议之内涵。这个信息非常明确，并且意旨铲除一切对教宗方济各的意图和精神可能产生的怀疑。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激励和引导下，教宗带领他的合作者一起沿着微妙的谈判道路前进，直到首次取得这第一个重大果实。事实证明，表达反对情绪、怀疑和困惑的呼声确实存在，教皇对此亦有充分认识并且对此承担责任（参见《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信友及普世教会文告》，第一条）。教宗以其充满宁静和自信的话语，不仅为那些欢欣的人也为那些受苦的人代言。在此，请允许我们从一些具体方面对内容广泛而丰富的教宗文本加以强调。

首先，教宗方济各的立场与其两位前任具有完全的连贯性。为了中国教会的利益，这两位前任已明确地祝愿并开启了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道路。此外，教宗在文告中引用并追忆了许多知名的2007年《圣座教宗本笃十六世致中国天主教信友》之要点，不仅对与当局的关系，也对教会在中国的生活及其使命予以关注。因此，毫无疑问，方济各打算沿着圣约翰保罗二世和教皇本笃的脚步向前迈进。他在文中写道：“借此历程，圣座自始至终不为别的，而一旨在实现教会自身的牧灵目标，即支援和推动福传事业，并实现和保持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的圆满与有型可见的合一”（同上，第二条）。

其次，正是因为教宗服务于教会在全世界和世界所有地区的完全并可见的普世性，所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主教任命。事实上，普世合一需通过教宗和主教之间的共融得以实现和保证。由此可见，全世界主教任命需通过教宗授权并与他共融以及信友应对这种共融的存在感到平静及信任实乃至关重要。虽然中梵协议仍然是暂时的，并且其细节但尚未被披露，但很明显，它的目的正是为了确保新的任命需通过教宗的授权进行。

此外，当今，随着教宗向七位“官方”主教提供的和解，以及他们重新接受与教会圆满共融，中国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主教继续未与教宗共融之说。这在近六十年来前所未有，曾使历任教宗因此而悲痛，也是中国的上帝臣民和所有的上帝臣民之痛苦所源。正如教宗方济各常说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因为“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林前12:26）。教宗方济各确信迈出和解的这一步并非轻率之举，而是 “在仔细研究了每一个别情况并聆听不同的意见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反思和祈祷，为寻求在中国的教会的真正益处”（同上，第三条）。教宗承担了他在上帝面前负责天主教会合一的责任。

第三，所有中国主教和教宗的合一显然是共融能在中国天主教会内成长和巩固的必要前提，需要“克服过去的分裂在众多牧者和教友们心中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许多痛苦”。教宗的邀请是热烈的：“所有信友，不分彼此，现在一起表现和好与共融的行为”（同上，第六条）。教宗本笃业已在他的牧函中向教会团体反复提出了这种革新精神，教宗方济各也于特例慈悲禧年再次鼓励中国天主教信友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极大响应。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重新达成和解并在宣扬福音和基督徒见证的使命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是前进的主要宗旨，中梵协议是在这个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如果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进行主教任命，教区常规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证，教会能够开展进行传福音的本职服务，以日趋完善的方式培训神职人员和信友来满足当今中国社会牧灵工作的迫切需求，以基督宗教提倡的美德，尤其是备受中国社会重视的博爱精神来满足它在精神、道德、人性和社会方面的需求（同上，参见第四条）。

我们也不应忽视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第四个重要反思：如果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今天，我们终于能够在中国教会合一的旅程中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这不应仅归功于教宗及其合作者，更应归功于中国天主教信友。如果在几十年内，罗马对中国天主教社团自治所施加的压力从未造成使其完全脱离的影响，如果从未形成可以被定义为“教派分裂”的情境，如果对于教宗的深爱及与他共融的愿望总是激励着绝大多数信友、神职人员和中国主教，即使遇到困难并且有时在困境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所有这一切都无疑应归功于中国天主教信友。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文告的开头就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埋藏在他心中的感情“是对天主的感谢和对你们由衷的敬佩之情，即整个教会对你们的敬佩之情：即使当某些事件对你们特别地不利和困难时，你们依然表现出你们的忠贞、在考验中的坚定和对天主上智安排毫不动摇的信心”（同上，第一条）。简而言之，教宗的代表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与中国当局进行对话，主要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意识到中国天主教信友不希望也不能够在精神上与教宗分离。因此，中国天主教徒的确有权力要求主教成为他们这种深刻的精神联系的忠实传输者。教宗方济各针对协议中有关 “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平信徒”必须为主教牧职服务“一起寻找良好的候选人” 发挥主动作用这一倡议补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评论（同上，第五条）。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教宗来说，中国天主教徒的苦难和感受离他很近，他对此绝不是无动于衷，而是认为并希望他们成为历史和使命的主要承担者，这完全符合宗座将教会视为“一起前行的圣洁的忠于上帝的群众”之观点。

最后，教宗以尊敬的语气明确地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要“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对话”，并保证他和圣座 “以增进与中国人民真正的友谊”（同上，第十条）。中国当局也没有忽略对教宗方济各曾多次对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伟大表现出的敬意，并对他向全世界各族人民及个人的整体发展及世界环境与和平保护的承诺表示赞赏。中梵临时协议达成保证教皇在新主教任命前有权执行他的授权，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容低估。事实上，它意味着政权方面承认教皇与中国教会之间的联系通过与主教共融，因具有宗教性和非政治性本质，不会对中国的团结与和谐带来任何危害。相反，这种联系有利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天主教社团的活力，因此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利益。在传统上对外来影响持怀疑态的背景下，这种肯定对于我们来说是崭新的和勇敢的，并且为已开始的旅程之未来带来希望。另外，以现实主义为指导，鉴于至今仍存在的困难，教宗也希望教会与民政当局之间能够在地方层次进行建设性对话。

但是，正如教宗方济各喜欢说的那样，“时间优于空间”，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启动对话和会晤的过程，以现实主义和耐心，始终以信任和能够不断前进的希望为动力。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通过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已经实现了所期望的教会在中国的一切利益，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第一步，我们将永远不会走上正轨。我们必须“做为历史路径上的朝圣者，首先要相信天主及他的许诺”（同上，第二条）。教宗的文告不仅对中国的天主教徒，而且对整个普世教会都有重要的意义，它“以虔诚的祈祷和兄弟般的情谊伴随著中国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同上，第九条）并以祈求圣母玛利亚给予中国“祝福与和平的日子”（同上，第十一条）的热切肯求告终。

如果2018年9月22日协议所迈出的这一步的意义和精神真的能够得到正确的和积极的理解，中国天主教信友和所有上帝的臣民对教宗的支持和团结将会为已开启的旅程的顺利进行作出宝贵的贡献并带来越来越坚实的成果。